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二十八军
林维先 詹化雨 李世安 汪少川 万海峰
红二十八军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军西征时留下来的少数部队组成的一支英雄部队。他们历尽千难万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在中国革命史册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自从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鄂豫皖边区的形势就一直是严重的。蒋介石用了二十万兵力，以各种野蛮手段，血洗我根据地，我根据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危急时刻，中共鄂豫皖省委及时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并两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了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立即向鄂豫陕边转移，以摆脱被动局面，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决定，由留下的省委常委委员、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但高敬亭同志远在皖西，省委只好在临行前给他写了封信，交鄂东北道委转交给他。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后，形势更加危急。蒋介石立即令其集结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刘镇华的十一路军、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以及其它正规军共五十五个团，加上鄂豫皖三省的十多个保安团，共约十七万人，分四个“驻剿”区，以追、堵、围、截等手段，对我留下的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实施梳蓖式的“清剿”。同时，加紧修筑碉堡封锁线，强迫根据地人民移民并村，实施“一户通匪，十户问罪”的连保连坐;在一切通道、隘口设关卡，严禁粮、油、盐、布、药品等运进封锁线，限令于三个月内将我军全部消灭。
而这时，留在边区的红军，在皖西只有新编成的二一八团和一、二路游击师，不过一千一百人。在鄂东北只有临时组建的鄂东北独立团和少数零散的游击队约七百余人，仅有的几小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由于屡遭敌人的烧杀抢掠，已基本成为无人区。党的机关虽还有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道委及下属组织，但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下已无法在原地立足，只好转入深山密林打游击。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高敬亭同志率领的二一八团被敌一0六师、一0八师、独立五旅包围在赤城(今河南商城、安徽金寨之间)的熊家河。经三天激战杀出一条血路，撤至熊家河以东小南金的荒山上。这时，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指战员穿的还是薄薄的单衣，在风雪如刀的山上，冻得发抖。大家紧抱枪、身挨身，互相以热血取暖，以人墙挡风，度过了一夜。次日拂晓，敌人已尾追至山下，大家来不及吃饭，连续翻越几座大山，摆脱了敌人。部队到达赤城的麦园时，已濒于粮尽弹绝，每天只能吃一点野芹菜。由于没有盐，个个力不支身。但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掉队的。二月一日，部队到达立煌县(今金寨县)的抱儿山。
就在这危急关头，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同志，率领鄂东北独立团，突破敌人的多次堵截，来到了抱儿山。两支红军部队在危难中会合，都激动的热泪盈眶。但大家听说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已经离开根据地，都被这惊人的消息怔住了。过一阵，部队疾速向东南方向转移。二月三日，部队到达太湖县凉亭坳。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要求大家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当即宣布将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建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全军共一千多人。高敬亭同志任军政委，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
红二十八军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再次成立了。从此，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展开了新的一页。
部队在凉亭坳停留时，敌一九一、一九二、一九四、九十四、九十五旅的六个团另五个营，已从西北、东北、正南向我合围而来。红二十八军只用了一晚的时间，就完成了整编工作，第二天就转移。先后于二月六日、九日、十二日连续突破敌人三次堵截，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壮烈牺牲。部队翻越海拔一千七百公尺的皖西最高峰白马尖，到达马家河。十四日，我军行至霍山县白果树，得知反共老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和他的二儿子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带着一伙护兵、马弃回到潜山县王庄祭祖过年。高敬亭同志召集各营营长说:“这是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敲敌人一下。让敌人知道大别山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红二十八军不是好惹的!”当即命令部队连夜疾速向王庄隐蔽行进。拂晓到达王庄。部队埋伏到余家大院周围后，我手枪团团长余雄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带上十多个“护兵"，去给“余老太爷”拜年。余雄等同志大摇大摆地走进余家大院，一枪未放，就缴了护院的保安大队机枪班和武装警卫二十余人的械，活捉了余谊密和他的二儿子。
奇袭王庄后，我军在霍山、潜山、太湖、英山一带往返穿插游击，但因情况不明，又多次遭敌人堵截、袭击。我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先后牺牲。斗争极其艰难、残酷。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我军连续突破了敌人儿次堵截后，转移至潜山县汤池阪东侧的桃岭。当我军登上桃岭时发现敌九十五旅一九0团已尾追至汤池阪。军、师领导看这里只有一条小路能上山，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当即命令特务营隐蔽在坳口正面;令其余部队隐蔽在桃岭左侧山坡树林里。敌先头两个营在我阵地前展开，我特务营立即向敌开火。敌人以为我是小部队阻击，一窝蜂似地涌上山来，被特务营阻止在山坳里。军政委高敬亭同志立即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顿时杀声震天。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同志带领埋伏在树林里的部队冲向敌群，将敌人分割成数段。特务营营长林维先趁势跃出阵地，率众与敌人白刃格斗。敌两个营在我前后夹击下，被我全歼;营长包士信被我击毙，后面的一个营被我击溃逃窜。
桃岭战斗后，蒋介石见其三个月消灭我军的计划破产，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电“鄂豫皖剿总”，重新部署了十三个师、一个独立旅，共六十一个正规团，分三个“防区”，对我加紧“清剿”，并限令于两个月内将我军全部消灭。
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红二十八军决定西进桐柏山区，待机去陕南找红二十五军。
五月二十二日，我军越过了京汉铁路。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慌忙调兵追赶。五月二十三日，我军到达桐柏山泌阳县的五道岭，这时才发现前方是一片开阔地，有敌骑兵阻挡，军师领导毅然决定立即东返。
这时，敌追赶我军的独立五旅，早已被我军拖得疲惫不堪，但见我军东返，又继续追赶。六月一日，红二十八军在随县桐桥阪东侧的桃花山，以伏击战给了这支敌军以狠狠打击。歼敌六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又转回桐柏山，登上玉皇顶，然后，乘夜疾速下山，插向应山，越过了京汉铁路。
返回老区后，六月十三日，我军在光山县解山铺以南的王园歼敌东北军一0九师六二七团两个营。六月十八日，在麻城县段水山再次伏击敌独立五旅，歼敌二百余人。这两次战斗，又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七月二日我军到达太湖县店前河与皖西特委、二四六团、一、二路游击师会合。军政委高敬亭同志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这次往返京汉铁路，行程一千四百里，三战三捷的经验。提出了“敌情不明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大不打”的“四不打”作战原则;并根据敌人指挥不统一，和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的差异，提出了“拖垮二十五路，相机打十一路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作战方针。这次会议，进一步坚定了我军坚持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信心，明确了游击战的方针原则，提高了我军游击战的水平。
会后，我军在皖西和鄂东北的黄安(今红安县)、麻城一带山区往返游击，先后歼敌多股。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夜袭孤立驻守霍山县花凉亭的敌六十五师一九五旅二九O团，重创其一个营，毙伤敌二百余人，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轻重机枪七挺，迫击炮一门，各种子弹万余发。
一九三五年秋后，蒋介石为阻止我主力红军北上，将东北军陆续调往西北，换来十师、八十三师、一O二师、一 O三师。敌人在鄂豫皖边区的兵力，逐渐减少，但筑成了纵横交错、密织如网的七条封锁线，给我军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同志带一、二、三营、特务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去靠近长江的黄梅、广济。方永乐同志进入这一带后，发现敌人兵力相当空虚。他仅以手枪团一个分队就轻取濒临长江的孔垄镇，全歼敌一个保安分队。为了进一步摸清敌后平原地区的虚实，他又令林维先率领一个加强连下平原。林维先等同志化装成敌军，七天连过稀水县团破，黄冈县巴河、下巴河三个大镇，消灭敌保安团两个连，智擒过路的敌二十五路军秘书长，烧毁敌军仓库一处，缴获大批服装、武器，俘敌六十余人。根据这次小部队出击经验，高敬亭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旬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会议，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确定我军今后主要以营为单位分别深入敌人兵力薄弱的平原、丘陵地区活动。此后一年多时间，我军兵分多路，东至怀宁县高河埠，胁逼安徽省会安庆。西抵鄂北重镇襄樊近郊。南临长江，北越淮河，达豫南信阳。活动范围由过去的不足三十个县扩大到四十六个县，影响遍及江南。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登载的一篇《汉口通讯》透露:“高俊(敬)亭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现化整为零”，“日见扩大，滋蔓难图。”可见敌人对我军以小部队分散出击，惊恐万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方各省加紧“清剿”。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上任后，改变了“分区驻剿，追堵兼施”的办法，以大部兵力组成“追剿”纵队，对我军实施“深入穷追”，“分头兜剿”。同时，加紧移民并村，烧山毁林，妄图以“竭泽而渔”的手段，将我军陷入绝境。针对卫立煌的毒辣手段，我军主力越过京汉铁路，到敌人外线活动。在信阳县光山地区与河南省委周骏鸣同志领导的确山游击队会合，协助这支兄弟部队打开了地主武装盘据的蔡家围子，巩固了这里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又在豫南游击队的配合下，拔掉几个反动据点，进入确山县竹沟地区，为党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年中，我军共歼敌十八个营零十五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约七万人。钳制敌正规军最多时达六十八个团，最少时也有三十个团。创造了游击战的辉煌成绩。
红二十八军长期处在敌人的反复“清剿”和严密封锁下，伤病员安置、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严重的困难，明确提出要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红二十八军转战皖西，谋求打开局面，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几经奋战都没有成功。因为部队天天处于敌人前堵后追之中，根本无法立足。而新组建的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趁敌人主要力量追堵主力红军之际，以小部队配合便衣队，在敌人统治薄弱、地形和群众条件较好的霍山、潜山、舒城、太湖、英山等县交界的山区，通过打土豪，歼民团，发动群众，建立了几小块游击根据地。
便衣队这种组织形式，早在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时就出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明确提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巩固老区，建立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长期;“清剿”，鄂豫皖边区各级党组织和红二十八军，把发展便衣队提高到战略地位，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展便衣队，依靠便衣队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夏季以后，便衣队象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便衣队有地方党组织派出的，也有红二十八军派出的。
由军队派出的便衣队，以后大部分交地方党组织领导。便衣队一般十人左右，由党和苏维埃的基层干部或军队干部任队长和指导员，队员一般都是当地的党员、干部或红军战士。便衣队是一支掌握武装的游击小分队，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他们镇压反动分子，打击敌人，坚持斗争，但又不同于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不是以打仗为主，而是以做群众工作为主，并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便衣队的党支部，一般都履行相当于区委、工委、甚至县委或中心县委的职责，实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便衣队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
在三年游击战斗中，便衣队先后发展到八十二个，遍布鄂豫皖边区二十二个县。便衣队的任务:(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二)扩大游击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三)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四)掩护红军伤病员，进行妥善安置和治疗;(五)筹粮筹款，提供物资供应，(六)利用敌人的基层政权为我服务;(七)严惩坏人，给群众撑腰;（八)接济老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九)扰乱、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十)搞侦察，送情报，掩护主力红军行动;(十一)组建游击队和战斗营，补充红军兵员。他们开展工作的主要方法是:选择省界或几县交界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好的地方，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里做工作，并以模范的遵纪爱民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站住脚跟。再用亲串亲、邻连邻的方法，由点到面开展工作，由一村到几村，由山区到平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组织，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完成上述任务中，便衣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到白区“打粮”和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做法。在红二十八军、各地方党组织和便衣队普遍实行了税收政策，以征粮代替“打粮”，对地主采取以罚代杀，酌情罚款、罚物，只要他们交齐款物，并保证不替敌人干事，不危害群众，就开给证明，不再征粮征款，予以保护。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策略，使得一部分联保主任、保长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上按便衣队的意图办事，成为“两面政权”。对俘虏不搜腰包、不打骂、不侮辱，集中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愿当红军者分到连队不歧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策略，孤立打击了少数，争取团结了多数，分化瓦解了敌人，是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便衣队通过打土豪或规定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现款和粮食等途径，筹集经费和粮食，请基本群众到敌占区购买粮食和生活用品，以供军需。鹤落坪便衣队还曾在包家河、青夭贩、沈家桥等地开设红军地下商店，红军出钱群众办，经营红军需要的油、盐、布匹、电池、药品等。三年间，便衣队向红二十八军提供了大批现款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布匹、鞋子、药品、雨伞、毛巾等物品，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黄安县委和中心县委的二十个便衣队，还担负救援鄂东北老苏区的重担。他们到附近筹粮，通过地下党和基本群众到敌占区购买生活用品和药品，夜间送进山去，或通知后方的同志下山来背，使老苏区的后方机关和医院，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中能够坚持下来。
便衣队是鄂豫皖边区的党和红军的一大创举，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便衣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成了主力红军的后方，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三年敌后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得到鄂豫皖边区人民的全力支援，这是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投入保卫鄂豫皖边区的人民游击战争。黄冈地区有四百多名青年参军，先后组建了两个战斗营，成建制地编入红二十八军。灵山便衣队先后组建了十几支小游击队，为红军输送了成百名战士。信阳县周塘埂、黄家湾一带有四十多名青年参加了鄂东北独立团。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参加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方部队的青年，在两千人以上。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情景。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使红二十八军和地方部队不断得到兵员补充。
边区人民虽然缺衣少食，生活极其艰难，但仍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和衣物，拿出来支援便衣队。敌人为了割断便衣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大搞“移民并村”，把群众圈禁在移民村里，下地劳动时只准带仅够一人吃一餐的食物，还派武装监视。群众无法与便衣队直接联系，就把身上的衣物和自己吃的干粮放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让便衣队夜间来取走食用。一九三七年四月敌人大规模“清剿”时，不少地方的便衣队员和伤病员被围困在山林里，当地群众想方设法上山送饭，护理伤员。潜山一个便衣队只剩’下三人，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便衣队员弄不到吃的，只得爬到围子旁边，用小砖头丢到群众房上联络。群众知道便衣队来了，尽管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还是不顾危险地悄悄打开窗子，用绳子把食物吊下来给便衣队。不少便衣队员在遭到敌人“清剿”、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靠人民群众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支援，才能够生存下来，继续坚持斗争的。
边区人民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红军伤员和便衣队员，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伤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群众精心护理，胜过亲人。他们宁肯自己挨饿或吃野菜野果，也要设法给伤员弄点大米、白面吃，甚至将家中仅有的下蛋母鸡杀了炖给伤员吃，以增加营养，使伤病员早日康复。将军山便衣队安置伤病员在群众家中，碰到民团清乡查问时，媳妇即以“这是我的丈夫”来进行掩护。敌人“清剿”前，群众白天把伤员背上山，藏在隐蔽的山洞里，以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背回家里调养。黄安三区便衣队在一户群众家中存放了一百多支枪和一些银元，有一次三个便衣队员正在楼上休息，碰上两个叛徒带领民团来搜查，群众家男的外出回来见此情景，挺身上前让民团抓走，并用暗语告诉他妻子赶快叫便衣队员带上枪支和银元转移。敌人明明看见便衣队进了光山县夏青区的一个村子，就是搜查不出来，原来是一位木匠将便衣队员藏在他家床下马桶下的一块石板盖着的地洞内，别动队抓了村里二十多人，当场杀死三人，逼问便衣队藏在哪里，群众宁死不屈，无论是大人小孩，什么都没有说。有一次敌军在长岭岗搜山，贫农曾少山带着全家和红军伤员隐藏在山洞里，当敌兵正在山上搜寻时，曾少山的孩子突然惊哭起来，为了掩护伤员，他毫不犹豫地掐死了自己的孩子。象这样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是举不胜举的。
鄂豫皖边区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红二十八军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同国民党鄂豫皖当局进行了和平停战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八月，红二十八军各部队和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地方部队、便衣队，陆续到黄安县七里坪、两道桥和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黄破站一带集中整训。十一月份全部集中完毕，共约一千八百余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地方部队、便衣队，与豫南的兄弟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三月八日奉命东进，踏上抗日征程，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东进皖中、皖东创建敌后根据地，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抗日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