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只海东青，是李自成手下特使从塞北带来的，据说是为了献给大顺的新主子。

可就在它被放飞那天，箭从城头射出，惊得它直冲云霄，再也没回来。

这一幕，发生在1644年农历三月初，北京以西的宁武关。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明军早已四散，这儿的守将周遇吉还在死守。

箭是从他夫人刘氏手下射出去的。

那天，风很大，屋顶上红衣猎猎。

她带着二十多个娘子军站在屋脊，箭囊射空后，竟然点燃了身上衣裙。

火光一闪，整座城仿佛都沉了下去。

说起来，那时候的明朝，已经摇摇欲坠了。

黄河以南，流民成灾。

北边的清军虎视眈眈。

朝廷没钱，军队没粮，文官互相掣肘，武将被当炮灰。

很多地方的守军，甚至还没打，就先投了。

但偏偏在这乱局里，几个出生“外族”的边将，硬是撑到了最后。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遇吉是蒙古族，从小在边地长大。

他祖父传下来的那把弯刀，一直挂在他床头。

宁武关守军本来就不多，最多六千人，战马不够，火药也不够，连地砖都撬下来铸成炮弹。

可这个总兵愣是顶住了李自成的三轮猛攻。

他的对面，是李自成手下最能打的刘宗敏。

那时候李自成已经声势大振，沿黄河一路打进来，许多明军一听到“闯王来了”，就扔下武器跑。

可是宁武关死死顶着，李自成气得发青，说：“这关口像块死骨头。”

死骨头，咬不动。

周遇吉不是一个人。

他的夫人刘氏，带着女兵；他的士兵，把马骨熬汤当饭吃；他的炮兵，把夫人陪嫁的鎏金佛龛熔成铅弹。

他说：“草原的狼，认准头狼就跟到底。”

可惜的是，他认的“头狼”，已经不在了。

那会儿，明朝皇帝崇祯正在北京煤山上徘徊。

而本应支援周遇吉的大同总兵姜瓖，已经悄悄写好降表，准备迎接闯军进城。

姜瓖是个典型的“识时务者”。

他祖父曾给俺答汗献过哈达，父亲在魏忠贤那儿混得风生水起。

这次，他干脆写了三份降表，一份投李自成，一份预备给满清，还有一份藏着，看情况再说。

他说：“多折几道，将来跪着更顺。”

这不是笑话，而是当时很多人的活法。

姜瓖的家将曾劝他：“周遇吉那边扛不住了，要不要出兵？”姜瓖只说了一句：“且等。”等到的，是城破那天，他的管家带着三十车粮草，给闯军做向导。

城破后，周遇吉全身中箭，像个刺猬倒在城头。

他夫人早已化为火炬，娘子军无一投降。

这不是例外。

从永昌卫的祁秉忠，到太原的虎子威，从辽东的马允升，到延安的刘光祚，这些蒙古出身的明军将领，在大厦将倾时，没有一个退。

很多人家族已经在明朝服役几代，早就不讲什么“异族”了。

他们的家书里写着：“臣本胡虏，世受明恩，今以死报。”

当然了，不是所有蒙古将领都这样。

也有人投降了。

但从整体看，那些世袭驻守边关的“夷丁”部队，整体上的忠诚度，反而比中枢的汉族文武更高。

这事儿，说起来挺刺耳。

但档案翻开一页页看，就是这么回事。

比如大同副将刘允勋，蒙古刘氏，世居瓦剌后裔。

他和姜瓖不合，李自成攻城时他拒不投降，被反叛的部队围杀。

太原的虎大威，在城破前，坚持巷战三日。

最后自焚。

比起这些人，很多汉族将领的表现就显得...怎么说呢，不那么硬气。

有的直接开门投降，有的投降后还反过来打原来的同袍。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

那会儿，朝廷根本管不到边军。

粮饷断了，兵源散了。

孙传庭在潼关拼死一战，结果连补给都没有。

更别说其他人了。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边地胡人”，反而撑住了。

不是因为他们更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没得选。

他们的根在这儿，他们的荣誉、家庭、祖坟，全都与这座王朝绑在了一起。

明朝亡了，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而那些能投降、能转身的人，多数是体制内的“聪明人”。

他们看得更清楚，也准备得更早。

九个月后，姜瓖第三次换门庭，把一份金线绣的山西舆图献给了多尔衮。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当他是“明将”。

参考资料：

顾诚，《南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

王春瑜，《明末农民战争史稿》，人民出版社，1982年。

《明实录·崇祯实录》，中华书局整理本。

杨际开，《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3年。

《大同府志》，清乾隆年间刻本。